东北农村社会关系好坏关键在“处”，秘诀是“谁也不吃亏”

李永萍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在东北的乡村进行实地考察期间，我注意到该地区村庄的社会交往模式颇具特色。这便以当地农民的“借款”与“人情往来”这两种行为为切入点。

在吉林省长春市的干沟村，村民们借款主要有两种途径，即借款和抬款。以72岁的李文杰为例，他在2015年建造房屋时，总共花费了17万元，其中7万元是通过向他人借款所得。具体来说，他的大女儿借了2万元，二女儿借了1万元，儿子的舅舅借了1万元，儿子的三姨也借了1万元开yun体育app入口登录，此外，村里的两位邻居各借了1万元。李文杰提到，他的大女儿、二女儿、儿子的舅舅以及三姨都不会催促他还钱，更无需支付利息，他们只会在李文杰有经济能力时再行归还。至于屯里的那两户邻居，他们借的钱需要支付一分五的利息，并且双方还签订了借款合同，规定一年内必须还清。这些借款都是以李文杰儿子的名义借出的，若是以他自己的名义，村里人恐怕是不会愿意借的。毕竟，他只是一个年迈的老人，万一哪天不幸离世，别人岂不是会遭受损失？"李文杰说。

借钱与借款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在数个方面：首先，借债的对象通常是亲朋好友，而借款的对象则多为同组村民；其次，借债通常无需支付利息，但借款往往需要支付一定利息，有时甚至超过银行利率，通常为每百元一元五角，即便对方不要求利息，借款者仍需坚持给予，以避免人情债；再者，借债没有固定的还款期限，而借款一般要求在一年内偿还。在我国农村地区，亲戚与朋友间相互借贷的情况相当普遍。由于亲戚间存在着固有的血缘纽带，他们之间有相互扶持的天然责任和义务；而那些关系亲密的朋友，虽非血缘之亲，却如同亲人一般，因此也常常互相援助。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村社内部，熟人社会的关系在不同地区的农村中存在显著差异。通过观察借贷行为，我们可以发现，东北农村的社会关系较为理性。

在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人们之间相互借贷多基于人情，通常不收取利息，还款期限也没有具体规定，村庄内部有一套维持长期平衡的机制。然而，在东北的农村，熟人借贷不仅要支付利息，还需明确还款时间，此外，在村庄社会中，一个人能否借到钱，关键不在于他的人缘如何，而在于他是否有偿还债务的能力。即便在乡村，若某人无力偿还债务，即便他人际关系融洽，在村里也难以借到款项。以李文杰为例，他在村里享有较高的声望，然而，他已年过古稀，还款能力自然不强。故而，若他在村里寻求借款，相较之下，他的儿子可能更容易获得。显而易见，在东北的乡村地区，借贷行为并非遵循人情往来的规则，而是遵循市场交易的法则；人们之间并不会因此产生债务感，借钱这一举动也不会加深彼此间的感情，从而难以建立起人情债的积累体系。

人情交往是衡量熟人社会关系的又一关键因素，借助人情交往的诸多特征，我们能够较为直观地把握一个地区的社会关系特征。在干沟村，人情事项通常涵盖婚嫁、丧葬、婴儿满月或周岁庆典、购置或建造房产等方面。村民小组构成了人情交往的基本单元，每当小组内有家庭举办事宜，几乎每个家庭都会参与其中。在处理丧事的时候，人们通常不需要主人家特意邀请，而是各自主动前往，这是因为每个家庭都有年迈的长辈。在小组内部，人们通常会贡献100元的礼金，而一般亲戚和朋友的贡献则在300到500元之间，至于近亲间的贡献则通常在500到1000元。在本地，一般农民家庭一年的人情负担大约在1万元上下，而那些亲戚众多或社交圈较广的农民家庭，其人情开支则会更加高。在干沟村进行调研期间，笔者询问了关于人情的问题，每位受访者都表示感受到了不小的压力。然而，经过对当地农民家庭收入（年均约8万至10万元）和人情支出（年均约1万元）的细致核算，发现人情支出在家庭总收入中的比例并不算高，多数家庭尚能承受。显而易见，当地农民所提到的人情压力，并非经济层面的压力，而是指向其他方面。

在众多农村社区中开元棋官方正版下载，人情被视为村庄社会，尤其是小组层面的公共事务，其公共属性显著。人际间的互动不仅是社会关系维护与再生的关键纽带，同时兼具实用价值和仪式感。然而，在干沟村的调研中，我们发现那里的人情交流更侧重于功能性需求，人情所蕴含的意义和价值相对薄弱。由于村民们在村庄生活中仍对举办红白喜事（特别是丧葬事宜）抱有互助的期待，所以当地的农民还需保持人际关系的紧密，同时在人际交往中必须遵守一定的礼仪规范。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地的人情现象正逐渐显现出“非公共性”的特点，即虽然红白喜事是村庄里的公共活动，却并不具备公共性质。具体来说，东北农村的人情交往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特点：

首先，人情具有显著的建构性质；其次，这种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人情圈或其覆盖范围往往不够固定，会根据主家社会关系网络的变化以及当前的具体需求，时而扩大时而缩小；另一方面，人情关系的建立与解除相对便捷，一旦这一层关系变得不再必要，便可以轻松退出彼此的人情互动。

其次，该地区的人情交往具有迅速结算和短期平衡的特点，居民之间鲜少存在债务感。当地农民在人情交往的成本上会频繁进行核算，对于人情往来的盈亏能够做到一目了然。一位干沟村的农民曾表示：“经过我的计算，如果连续三年不举办酒席，那我就要亏损了。”因此，若农民们发现近几年来所送的人情礼金显著多于以往办酒席所收的礼金，他们大多会选择举办一场“无事酒”。在当地，举办“无事酒”无需任何借口，主人通常会告诉客人：“请来喝杯酒。”客人们自会领会其意，通常不会询问举办酒宴的具体原因，若是追问，反而会让主人感到难堪。在当地，举办所谓的“无事酒”并非出于敛财目的，实则旨在归还收到的礼金，这背后遵循着一种理性的计算逻辑。此外，举办“无事酒”还存在着一定的潜规则：若一个家庭多年来未曾举办过酒席，为了归还礼金而举办一次“无事酒”，人们普遍能够接受。但若一个家庭频繁举办“无事酒”，农民们便会感到厌烦，此时，他们可以选择不参加。尽管在一些地方存在举办“无事酒”的现象，然而这种情况并不会导致人们为了敛财而频繁举办酒席，进而引发人际关系的异化。

第三，东北农村的人情现象呈现出“去公共性”的特点。在村庄里，人情被视为一种公共事件，每当有家庭举办酒席，通常整个小组都会参与其中。然而，这种人情往来的本质却是趋向于“去公共性”，人们之所以参与其中，主要是基于对未来可能遇到类似需求的预期。尽管如此开元ky888棋牌官网版，当地村庄并非完全是一个人情社会，农民在处理人情问题时，能够相对理性地做出选择。并且，鉴于当地的人情交往具有“去公共性”的特点，即便两家人在人情往来方面已经中断，这也不妨碍他们在其他事务上保持交往或进行合作。正如干沟村的一位村民所说：“人情不往来，并不意味着所有事务都不往来。”人情之去公共化导致其蕴含的价值相对较低，故此，当地农民在处理人情时，往往采取理性考量，一旦感到在人情开支上有所损失，便会产生摆脱的念头。

综上所述，通过观察“借款”与“走关系”这两种行为，我们可以发现东北农村的社会联系较为松散，村民间的相互联系并不紧密。农民间的交往多基于特定事件，而这些事件之间无法产生累积效应。在村庄社会中，农民的参与程度并不充分，他们参与村庄社会生活的程度以及方式，因具体的人和事件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当地的村庄可以被看作是一个集合，然而它并不构成一个团结的整体。一位年逾六旬的干沟村村民这样描述当地的社会关系：

屯邻之间的联系主要是互惠互利，彼此间不产生债务，双方都不欠对方什么，交往只是单纯的交往，并不存在相互欠债的情况。这种关系并不牢固，一旦心情不佳，就可能变得疏远，你不愿与我交往，我也不愿与你交往。只有当有利益可图时才会保持联系，一旦没有利益，便不再交往，主要看是否能从对方那里得到好处。

具体来看，东北农村的村庄社会关系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屯邻关系属于一种互动型的人际关系，其质量优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处之道”。能否和谐共处，以及相处质量的高低，主要看双方是否能够实现利益共享并达到利益平衡。一旦某一方长期处于不利或受损的状态，这种关系便会迅速破裂。在当地村民之间，彼此的关系主要建立在经济联系之上，他们追求的是互惠互利，最佳的相处方式是确保各方都能从中获益。因此，当地村庄的社会关系并非基于“亏欠”的原理，其和谐相处的关键在于“双方都有所得益”，并且确保“没有人会感到损失”。

其次，社会关系所依循的是一种即时平衡的法则，彼此间不存有任何亏欠。在人际交往中，当地的农民普遍不愿承担人情债务，没有人愿意对他人产生人情上的债务。他们似乎并不倾向于深入融入村庄，亦不想与邻近的屯民保持过于紧密和深入的互动，因此必须对每一段关系进行及时的结算。

第三，社会联系呈现出一种均匀的特性，缺乏明显的层次结构。在亲戚与朋友关系之外，屯邻之间的交往大体相似，既不会与某个人关系过于亲密，也不会与某个人关系过于疏远。

第四，此类社会联系呈现出不稳定性，变动自如。村民间的相互依存度并不高，他们对市场的依赖甚至超过了对村庄社会的依赖，故而邻里关系对于当地农民来说并非不可或缺，他们往往根据情况决定是否维持关系，“相处融洽便维持，相处不融洽便放弃”，显得颇为随性。

第五，此类社会联系在根本上是属于个人层面的，不易形成公共属性，故而也难以对个人行为施加有效制约。

第六，在当地，社会关系的竞争性并不激烈，因此农民无需借助各种规则和资源来构建自己的社交网络和人际交往圈。

总体上观察，该地区村庄的社会纽带并非由一系列事件和互动所构建的全面社会联系，而是由特定事件和特定个体所形成的特定社会联系。在这种全面社会关系之下，村民们对村庄社会的融入程度相当高，而且各种社会关系和事件彼此交织相连，进而使得村社中的每一个人都紧密地相互联系在一起。在具体的社会联系中，农民间的联系往往是临时的和私人的，彼此之间的社会联系并不紧密，因此，在村庄社区内部，很难形成对个人有约束力的公共舆论。

那么，我们必须深入分析，为何东北农村的社会联系表现出那样的特性。

当地的人地关系较为宽松，且农业产出盈余丰富，这促使农产品大规模涌入市场，从而在社会关系中形成了契约化的特征。与中西部的大多数农村相比，当地的经济状况存在显著差异，中西部的大多数农村实行的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其农产品多用于家庭消费，而流入市场的数量相对较少。东北农村地区农业产出过剩，众多农产品需进入市场进行交换，故此，当地农民与市场的互动由来已久，本地农村的商品经济起步较早。商品经济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存在显著差异，它遵循市场交易的规则，交易双方之间形成了一种基于契约的关系。

此外，该地区农民家庭的人均土地面积较广，土地分布较为集中，因此农户间因土地问题产生的纷繁复杂关系较少。相较之下，多数农村地区农民人均土地面积有限，土地分布较为分散，农民们因土地利益和土地关系而形成竞争与合作关系，无论竞争或合作，彼此间的联系都相当紧密。在东北的乡村地区，农户在农业劳作中展现出了较强的自主性，这导致他们彼此间的依赖程度相对较小。

此外，观察当地农作物种植情况，调研点所在的干沟村以玉米种植为主，其种植过程相对简便，播种后通常无需过多照料，加之玉米生长无需依赖水利灌溉，故而在农业生产中，村民间互助协作的需求并不高。实际上，即便是在东北的水稻种植区域，由于灌溉条件便利且水源丰富，村民间的合作意愿同样不强。

东北地区的农村，农业机械化水平相当高，几乎所有农业生产环节都实现了机械化操作。这一现象也使得农户间在农业生产方面的互助合作需求大大减少。